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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秦朝的速亡與法家思想
秦國在春秋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遠遠落后于其他大國。魯國于公元前594年完成了“初稅畝”改革，秦國于186年后才開始“初租禾” 改革。也就是說，作為當時國家根本經濟制度的耕地管理及使用體制，秦國落后其他先進國家近200年。限于國家實力，在外交上秦國從未主持過任何盟會，所謂“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名不符實。
公元前359年，商鞅入秦，秦國綜合國力迅速崛起，版圖開始向中原膨脹，20年內由第三世界跳入超級大國行列。從秦孝公起，歷代國君均以“法”治國，迷信法家思想的治國理念。此后幾乎每一代君主都取得了輝煌武功，這也似乎一次次印證了以法家思想治國的絕對性和必要性。當歷代君主和當國重臣看著秦國版圖不斷擴張時，他們看不到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他們沒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法家治國理念是一把難以控制的雙刃劍，自己在揮舞它走向大一統之路時也砍傷了自己。
到了秦朝始皇帝時期，始皇帝只看到了前代君主以“法”治國的輝煌，看不到它所帶來的巨大矛盾和隱患，堅信自己對法家思想的理解和掌握。始皇帝把法家思想的功利目地發揮到極致，同時，也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發揮到極致，也把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積累到極致。到秦二世時期，百十號手持木棍和竹竿的流亡勞工就輕易點燃了這個巨大的火藥桶，秦朝速亡。
秦朝不是亡于二世，也不單純是亡于秦始皇，秦孝公和商鞅決定變法時，不僅在商鞅日后的棺材上釘下了第一根釘子，也在日后秦帝國的棺材上釘下了第一根釘子。此后歷代君主和當國重臣在把法家思想的先進性和局限性都奉為圭臬加以運用時，都不斷地在為秦朝的速亡積累條件。
一，商鞅變法帶來的光明和隱患并存
公元前356年，秦國改革開始。政治上廢除“世卿世祿”，以功定爵，建立郡縣，實行什伍制度。對生產力最大的劃時代促進是以國家政治和法令手段實行土地私有，廢井田、開阡陌，鼓勵生產，統一度量衡。（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第八.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284頁）16年后，擊敗當時如日中天的魏國，奪得西河之地。能染指三晉，標志著秦國一躍而為超級大國。秦國于20年內由“國家內憂，未逞外事，諸侯卑秦，丑莫大焉”而羽化為“天子致伯，諸侯畢賀”。這類似于今天一個非洲小國經過天翻地覆的改革，憑急遽上升的綜合國力在20年內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奠定了法家思想在秦國施政理念的主導地位，也奠定了法家思想的局限和缺陷在秦國施政理念的主導地位。此后的歷代君主和當國重臣當然不會對法家思想加以正確的揚棄，恰恰相反，他們代代把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變本加厲，代代培養法家思想的后天缺陷，代代沉淀，終于培養出一個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發揮到極致，把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積累到極致的秦始皇時期，也終于培養出一個有如巨大的火藥桶般的大一統秦王朝。
（一）絕對君主權極端惡性膨脹
相對關東各國，秦國君主權原本缺乏道義及制度上的制約。商鞅改革沒有進一步把君主權神圣化，而是以制彎鬧埋度和具體刑罰行為進一步把君主權絕對化。秦孝公頒法，太子犯（其實也就是非議），商鞅刑罰埋螞太子，作為替罪羊，把太子一個老師臉上刺了字，此后又割了一個老師的鼻子（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第八.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284頁）。表面上這體現了秦孝公改革的決心，但這也是一個可怕的信號。太子未叛未逆僅犯國君之法亦處刑罰（雖然只是名義上的），太子的老師作為貴族，享有刑不上大夫的當然特權，亦處肉刑。"不別親疏，不殊貴賤，斷于法"（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82年版.3291頁），在絕對化君主權面前，一切都在可處任何刑罰之列。此后，法家思想及法家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彎橘，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 韓非.《韓非子》.黃山書社.2002年版.86頁）；"冠雖穿弊，必戴于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 。（ 韓非.《韓非子》.黃山書社.2002年版.89頁）對此秦國歷代君主欣然受教。雖然此后在秦國仍存在君權和相權的矛盾，但秦昭王時期已基本解決了這一歷史問題，到秦始皇時期絕對君主權已惡性膨脹到頂點。
（二），愚民政策制度化、絕對化，導致愚民自愚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商鞅.《商君書.弱民》岳麓書社.1990年版）。為什么弱民？因為“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勝強敵，必先制其民也” （ 商鞅.《商君書.畫策》岳麓書社.1990年版）。這一施政目標首先就在政策制度及道義上把君推到民的對立面，這已預言日后秦帝國的萬劫不復。如何弱民？就是強迫民眾去“淫”返“樸”，強使民眾愚蠢麻木，剝奪民眾智商情商指數，清除民眾獨立思考能力。具體手段是把禮、樂、《詩》、《書》直接列為有亡國之俗危害的禁書（ 商鞅.《商君書.靳令》岳麓書社.1990年版），禁止求學講學及文化娛樂活動，禁止其他流派思想，全國上下只能聽到法家思想的聲音。學識淵博表達能力強的知識分子“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以獨立私議以陳其上” （ 商鞅.《商君書.約刑》岳麓書社.1990年版）在法家和秦君看來，愚民政策是萬能靈藥，只要愚民，就會掀起大生產運動，“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疾務農”； 只要愚民，軍隊就會提生戰斗力，涌現無數戰斗英雄，“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 （ 商鞅.《商君書.農戰》岳麓書社.1990年版）。不同的是，與時俱進的法家只會把愚民政策當一時之靈藥，而從結果上看，歷代秦君和當國重臣均把愚民政策當萬世之靈藥，雖然也有例外，如呂不韋和他的《呂氏春秋》。
我們知道，民智是任何社會制度所遏止不住的，愚民政策到最后只能是導致愚人自愚。當自以為已達愚人目地時，秦國君主和當國重臣已患了自閉癥；當發現未達到愚人目地，而愚民政策又是以重刑酷刑為依托時，就會有焚書坑儒這類喪心病狂的自滅行為。此時愚民不僅導致自愚，也必然導致自毀。
（三）重刑酷刑成為秦國貫徹政令的根本手段
商鞅在改革伊始就為秦國今后百年的施政手段定下了根本基調，那就是以法施政。法基本專指刑法，輕罪重刑，重罪酷刑。“禁奸止過，莫若重刑”（ 商鞅.《商君書》岳麓書社.1990年版）最典型最殘暴流毒最遠的是連坐法：“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若未及時舉報，一人犯“奸”其他同一什伍的九家街坊全腰斬。一人“流”則九家同“流”， 一人“囚”則九家同“囚”。此后這一連坐法經秦國歷代君主和當國重臣不斷加工，愈織愈密，愈織愈苛，終于在百年后把大一統秦王朝加工成一個全國性的集中營。
商鞅改革在短期內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其經濟制度改革成功調整了生產關系，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以重刑酷刑作為貫徹政令的根本手段來實現改革，只能用于此時而非彼時，只能用于一時而非累世。“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商鞅.《商君書.更法》岳麓書社.1990年版.），但秦國此后法重刑酷刑之古百年。秦國歷代君主和當國重臣急功近利且守株待兔，根本看不到法家思想與時俱進的先進性，拒絕考慮法家思想“法者，所以愛民也”的深刻內涵。把商鞅改革的暴烈手段看作萬世之法，一代謬于一代地傳導下去。“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中華書局.1987年版.323頁）在秦國歷代君主手中修正為刑以威中國，刑以威四夷。 把商鞅以刑去刑的偏激徹底走到極端，“棄灰于道者棄世”——把生活垃圾扔到交通公路上就公開處死，這恐怕是有史以來最血腥的環保成文法（《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79頁）。“明德慎罰”（孫星衍.《尚書古今文注疏》.中華書局.1986年版.359頁）在孝公手中就徹底拋棄，此后刑愈來愈重愈來愈酷，“續六世之余烈”，終于在始皇帝時期秦王朝的疆域遍地刑場。
二，秦始皇版的法家思想成為埋葬秦王朝的鐵鍬
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經百年積淀，終于培養出一個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發揮到極致，把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積累到極致的秦始皇時期，也終于培養出一個有如巨大的火藥桶般的大一統秦王朝。
（一）絕對君主權惡性膨脹到登峰造極
秦始皇的方法論在表面上看，似乎過于直線思維。他雖然教育程度高，但對所謂“五帝用德化”（恒譚.《新論.王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頁），“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楊伯峻.《孟子譯注.告子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76頁）根本不屑一故。對于以“大人世及以為禮”（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583頁）的固權之法連提都不提， “事皆決于法”。（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3頁）這里的“法”是什么？“法”是君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4頁）法即是君，君卻不僅僅是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 韓非.《韓非子.揚權》.岳麓書社.1990年版），韓非雖死于秦獄，但他的極端君權思想永遠活在秦始皇心中。秦始皇親政后建立獨裁的第一步驟簡單殘酷而有效——族滅仲父呂不韋（司馬遷.《史記.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89頁）。這倒不是因為呂不韋政治理念和施政手段與秦始皇格格不入，而是“仲父”的智慧太高、功績、影響太大、施贏政的恩也太大——贏政在他面前，非但不是“法”，不是“圣人”，連獨裁都做不完全。這一信號告知所有人一個血淋淋原則：妨礙“圣人執要”只有一個下場，哪怕是秦始皇的同母弟弟或恩人“仲父”。
李斯為相后，秦始皇絕對獨裁模式出現過一絲微弱的不合偕音符，但被秦始皇迅即撲滅。由于李斯的法家思想和秦始皇絲絲入扣，其才華能力極為秦始皇欣賞倚重。加之其在秦王朝大一統過程中不可替代的貢獻，相權在不自覺中滋長起來，也在秦始皇心中不自覺地滋長成心病。秦始皇在宮中高臺偶見李斯宰相出行，從者千人，聲勢煊赫，面有不悅。李斯得知后即于次日出行時減少儀仗隊和警衛隊規模，秦始皇在宮中高臺再見后大怒，認為是前一日自己左右的隨侍中有人告密，盡殺隨侍幾十人。這對秦始皇和李斯而言，都是很可怕的一件大事。對秦始皇而言：自己一言未發而微妙信息就傳給了位極人臣的宰相，如今宰相的權力和影響力不問可知。對李斯而言：這是一個嚴重警告，若不收斂相權，結果不問可知。從此，這位企羨官倉之鼠的法家思想實行家其命運已昭然若揭。
儒家的主要思想是以禮、仁、教為主，所以在應用儒家思想時應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段喚
發家的主要思想與改巖儒家相反，即應該以懲罰為主，教育握殲凱為輔
1 三人行必有我師
——與人為友，誠為根信為本！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焉！
朋友們在一起，日久天長則必定能從彼此的身上看到優點、發現缺點。俗話說，君子之交淡若水；這是說君子之間的交往，在乎的不是功名利祿，而是心靈的契合、精神的互相欣賞和彼此的遵信守諾。因此朋友相交，要本著“誠信”二字。
所謂“誠信”，完整說就是誠實（心）守信。結交真朋虧畢亂摯友，往往是從誠心開始的，心若不誠，其目的必然乖張，縱然守信則只說明其品行尚端，但德心不佳，此友雖然可貴但已經失去深交根基；若失信則表明此人品行德心俱已不銷檔佳，斷不可交。心誠者，若亦能守信，此人可謂品德俱佳，實為難得摯友，應拜為座上賓以師禮相待；若失信于人，則說明其德心雖好，但品行欠佳，若有以誠心坦然相告，則此友亦可結交之。
綜上所述，三人行:
心誠而守信者，可以之為良師（是真朋摯友）；
心誠而失信者，可以與數陸之為友，但要予以為戒（是真朋非摯友）；
不誠而守信者，可以與之為朋，不可與之深交（非真朋非摯友）；
不誠而失信者，可與之為陌路人，做點頭朋友（既非朋又非友）。
朋友相處，各種類型的朋友必然皆會存在；我們不必以自己的標準強求與人，只要能夠分辨清楚身邊朋友的類型，與之保持恰當的距離則兩相適宜。但在結交朋友的過程中，若要找到真朋摯友，則必須誠為根，才可能發現同樣真心的朋友，以信為本，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良師益友！與人為友，誠為根信為本！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漢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們祖國這一大家庭的成員，而且有些民族的 歷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漢族形成的同時就出現了。今天滿族的祖先西周的肅慎 ，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東胡，曾經十分強盛，并且建立過政權。秦漢時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強盛，隔著長城 與秦漢帝國對峙。魏晉南北朝時，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則更多，而且不少國家還進入到中原地區。宋朝時，契 丹族建立的遼，女真族建立的金，黨項族建立的夏，就統治了大半個中國。元明清時期，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 管轄的范圍更廣，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統一了中國，成為我國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滿族建立的清朝，疆 域廣大，是當時亞洲東部最大的國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斷發展，逐步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在締造我們偉大祖國的過程中，作出了 重大的貢獻。在我國建立起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中缺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華夏族歧視的犬戎族，在 中原先進經濟文化的影響下，通過商鞅變法，一躍而成為戰國時期的強國，完成了統一六國的任務，推動了我 國歷史的向前發展。南北朝時期，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統一北方后，經過孝文帝改革，逐步強盛起來，促進 了北方經濟的發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為隋朝的統一奠定了基礎。到后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滿族建立的清 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統一了全國。我國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從元朝開始的，我國今天的版圖，族銀基本上是 清朝前期確定的。 從經濟上看，少數民族對祖國邊疆的開發，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東夷族開發了沿海地區，苗、瑤族開 發了長江、珠江和閩江流域，藏族開發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開發了西南地區，東胡族開發了東北地區 ，匈奴、鮮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開發了蒙古地區，回紇及西北各族開發了西北地區，高山族開發了臺灣島 。正是邊疆各族人民對邊疆經濟的開發，并與中原地區建立了密切的經濟交往，才使多民族國家形成了統一的 不可分割的經濟整體。 至于在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過巨大的貢獻，例如清朝時期，東北各族 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國東北的斗爭，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軍反擊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國的斗爭。到了近代，各 族人民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斗爭的事例就更多了。 當然，各個民族在歷史進程中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進的，也有落后的，他們所起的作用也不盡相同 。其中人數較多而又發展迅速的民族，對我們祖國歷史的賣穗辯發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漢族不論在政治經濟上 ，還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過巨大的作用，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一部 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漢族的發展史。中國這個統一的國家，不是由某一個民族締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 包括歷史上存在過而現在已經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必須包括各民族共同發展的歷史，沒有 少數民族的歷史，就不能稱之為中華民族史。我們在歷史教學中，對于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在歷史 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而是要實事求是地講述。二、講述歷史上的民族關系，要用矛盾的觀點進行具體的 分析。 在中國歷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處、和平發展的統一時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對立、彼此爭戰的分裂時期 ；既有漢族建立的政權，也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既有漢族內部的戰爭，也有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以及各 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來侵略的戰斗等等。歷史上，多民族的中國存在著統一和 分裂的情況。 應該如何看待歷史上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分裂的問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便不難看出，在我國這 個多民族的國家里，在各民族之間，當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時，彼此就友好相處，互相往來，和平發展， 國家就表現為統一狀態，例如，秦漢的統一，隋唐的統一，元明清的統一等。當矛盾的斗爭性占主要地位時， 民族之間就相互對抗，甚至爆發戰爭，國家就處于戰爭或分裂狀態，例如，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 裂，五代十國的割據狀態等。同時，矛盾雙方還可以互相轉化，比如宋與西夏、遼、金的戰爭，雙方統治階級 幾乎動員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戰爭之后，各民族之間，特別是各族人民之間，又出現了和平相 處的局面。民族戰爭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萬人死于非命，經濟文化受到破壞，然而，戰爭也是各民 族之間相互接近的一種重要方式。歷史上每一次戰爭之后，總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強迫遷徙到另一個民 族的聚居地，各民族雜居錯處，相互融合。東晉十六國時，民族戰爭經常發生，正是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一次民 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滿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們就不會有較多的成分融合到漢族之中。至于戰爭引起的 經濟、文化交流的例子，歷史上更是屢見不鮮。這在客觀上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起了促進作 用。 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仇視、屠殺和戰爭，只是民族關系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歷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處 ，他們在生產和生活中長期進行著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階級敵人進行斗爭的過程中，相互支持， 共同締造和發展了多民族的偉大祖國，促進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這才是我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本質和主流。 三、對于歷史上的民族英雄，要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 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怎樣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漢民族把岳飛、文天祥等人當成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則認為完顏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認為，能代表中華民族利益的、有利 于祖國統一的人，才能稱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應該怎樣確定呢？我認為，對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應當用一 分為二的觀點進行具體的分析，既不能絕對地肯定，也不能絕對地否定，更不能帶有狹隘的民族情緒片面地下 結論，而是應該指出其功過之大小，從而確定其是怎樣的一個民族英雄。要熱情頌揚他們的歷史功績，對個別 有污點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比如，在講述岳飛帶領“岳家軍”抗 金斗爭的事跡時，有的學生提出：岳飛鎮壓過農民起義，不算民族英雄。應當指出，抗金斗爭是岳飛一生中的 主要活動，他從軍二十年，絕大部分歲月是在抗金前線度過的。還有的學生提出：宋當時已是腐朽的政權，當 遭到外族的進攻時，必然滅亡，這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岳飛抗金，阻礙了國家的統一，阻礙了歷史的向前 發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針對這一問題，教師就要講清，金軍南下，是以屠殺、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 ，金軍所到之處，燒殺擄掠，給當地人民帶來了無比深重的災難。因此，岳飛抗金是正文的，帶有反侵略戰爭 的性質，他的英勇斗爭，阻遏了金軍南下的進程，保衛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雖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經鎮壓過農民起義，但從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來看，他鎮壓農民起義的污點同他在抗 金斗爭中所建立的功績相比，顯然是功大于過，他仍然不愧為我國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の隨便←磊 回答采納率:44.2% 2008-11-02 18:04 歷史教學中的民族關系問題一、講述歷史上的少數民族要實事求是。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漢族和其他各民族都是我們祖國這一大家庭的成員，而且有些民族的 歷史非常悠久，例如，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族等，在漢族形成的同時就出現了。今天滿族的祖先西周的肅慎 ，蒙古族的祖先商代的東胡，曾經十分強盛，并且建立過政權。秦漢時期，北方的匈奴族十分強盛，隔著長城 與秦漢帝國對峙。魏晉南北朝時，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則更多，而且不少國家還進入到中原地區。宋朝時，契 丹族建立的遼，女真族建立的金，黨項族建立的夏，就統治了大半個中國。元明清時期，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 管轄的范圍更廣，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統一了中國，成為我國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封建王朝。滿族建立的清朝，疆 域廣大，是當時亞洲東部最大的國家。 由于各民族的不斷發展，逐步形成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在締造我們偉大祖國的過程中，作出了 重大的貢獻。在我國建立起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民族，就是一直受到華夏族歧視的犬戎族，在 中原先進經濟文化的影響下，通過商鞅變法，一躍而成為戰國時期的強國，完成了統一六國的任務，推動了我 國歷史的向前發展。南北朝時期，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在統一北方后，經過孝文帝改革，逐步強盛起來，促進 了北方經濟的發展和各族人民的大融合，為隋朝的統一奠定了基礎。到后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滿族建立的清 朝，不但入主了中原，而且統一了全國。我國今天的行省制度就是從元朝開始的，我國今天的版圖，基本上是 清朝前期確定的。 從經濟上看，少數民族對祖國邊疆的開發，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東夷族開發了沿海地區，苗、瑤族開 發了長江、珠江和閩江流域，藏族開發了青藏高原，彝族和西南各族開發了西南地區，東胡族開發了東北地區 ，匈奴、鮮卑、突厥、蒙古族等先后開發了蒙古地區，回紇及西北各族開發了西北地區，高山族開發了臺灣島 。正是邊疆各族人民對邊疆經濟的開發，并與中原地區建立了密切的經濟交往，才使多民族國家形成了統一的 不可分割的經濟整體。 至于在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領土完整方面，各民族曾做出過巨大的貢獻，例如清朝時期，東北各族 人民反抗沙俄入侵我國東北的斗爭，西北各族人民支持清軍反擊大小和卓兄弟分裂祖國的斗爭。到了近代，各 族人民聯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斗爭的事例就更多了。 當然，各個民族在歷史進程中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先進的，也有落后的，他們所起的作用也不盡相同 。其中人數較多而又發展迅速的民族，對我們祖國歷史的發展起的作用就大些，例如，漢族不論在政治經濟上 ，還是在思想文化上，都起過巨大的作用，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一部 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漢族的發展史。中國這個統一的國家，不是由某一個民族締造的，而是所有的民族， 包括歷史上存在過而現在已經消失了的民族。一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必須包括各民族共同發展的歷史，沒有 少數民族的歷史，就不能稱之為中華民族史。我們在歷史教學中，對于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在歷史 上的地位，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而是要實事求是地講述。二、講述歷史上的民族關系，要用矛盾的觀點進行具體的 分析。 在中國歷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處、和平發展的統一時期，也有各民族互相對立、彼此爭戰的分裂時期 ；既有漢族建立的政權，也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既有漢族內部的戰爭，也有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以及各 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既有外族的入侵，也有反抗外來侵略的戰斗等等。歷史上，多民族的中國存在著統一和 分裂的情況。 應該如何看待歷史上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分裂的問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便不難看出，在我國這 個多民族的國家里，在各民族之間，當矛盾的同一性占主要地位時，彼此就友好相處，互相往來，和平發展， 國家就表現為統一狀態，例如，秦漢的統一，隋唐的統一，元明清的統一等。當矛盾的斗爭性占主要地位時， 民族之間就相互對抗，甚至爆發戰爭，國家就處于戰爭或分裂狀態，例如，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南北朝的分 裂，五代十國的割據狀態等。同時，矛盾雙方還可以互相轉化，比如宋與西夏、遼、金的戰爭，雙方統治階級 幾乎動員了各自一方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但在戰爭之后，各民族之間，特別是各族人民之間，又出現了和平相 處的局面。民族戰爭固然使各族人民遭到浩劫，千百萬人死于非命，經濟文化受到破壞，然而，戰爭也是各民 族之間相互接近的一種重要方式。歷史上每一次戰爭之后，總有大批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被強迫遷徙到另一個民 族的聚居地，各民族雜居錯處，相互融合。東晉十六國時，民族戰爭經常發生，正是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一次民 族大融合的高潮。蒙古族、滿族如果不入主中原，他們就不會有較多的成分融合到漢族之中。至于戰爭引起的 經濟、文化交流的例子，歷史上更是屢見不鮮。這在客觀上為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起了促進作 用。 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仇視、屠殺和戰爭，只是民族關系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歷史上各族人民友好相處 ，他們在生產和生活中長期進行著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在向共同的階級敵人進行斗爭的過程中，相互支持， 共同締造和發展了多民族的偉大祖國，促進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這才是我國歷史上民族關系的本質和主流。 三、對于歷史上的民族英雄，要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 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怎樣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漢民族把岳飛、文天祥等人當成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則認為完顏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認為，能代表中華民族利益的、有利 于祖國統一的人，才能稱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應該怎樣確定呢？我認為，對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應當用一 分為二的觀點進行具體的分析，既不能絕對地肯定，也不能絕對地否定，更不能帶有狹隘的民族情緒片面地下 結論，而是應該指出其功過之大小，從而確定其是怎樣的一個民族英雄。要熱情頌揚他們的歷史功績，對個別 有污點的人物，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比如，在講述岳飛帶領“岳家軍”抗 金斗爭的事跡時，有的學生提出：岳飛鎮壓過農民起義，不算民族英雄。應當指出，抗金斗爭是岳飛一生中的 主要活動，他從軍二十年，絕大部分歲月是在抗金前線度過的。還有的學生提出：宋當時已是腐朽的政權，當 遭到外族的進攻時，必然滅亡，這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岳飛抗金，阻礙了國家的統一，阻礙了歷史的向前 發展，所以，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針對這一問題，教師就要講清，金軍南下，是以屠殺、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 ，金軍所到之處，燒殺擄掠，給當地人民帶來了無比深重的災難。因此，岳飛抗金是正文的，帶有反侵略戰爭 的性質，他的英勇斗爭，阻遏了金軍南下的進程，保衛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有利于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雖然他有忠君思想，曾經鎮壓過農民起義，但從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來看，他鎮壓農民起義的污點同他在抗 金斗爭中所建立的功績相比，顯然是功大于過，他仍然不愧為我國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可能有點長，但你去掉一些內容就行了O(∩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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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創
趙匡胤統一的腳步越來越緊，974年，他饑嫌局兩次遣使讓李煜來東京開封面圣，兩次被拒絕。趙匡胤以出兵相要挾，李煜表現出了少有的頑強，他慷慨地表示要“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即使戰敗，也要“聚室而焚，終不做他國之鬼”。趙匡胤聽了他這些豪言壯語，不怒反笑：“此措大兒語，徒有其口，必無其志”，后來趙匡胤的話果然應驗。李煜在軍事上的無知是驚人的.當北宋大將曹彬在長江上搭起了浮橋，大軍陸續過江時，坐在宮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對大臣張說：“我也以為曹彬此舉近于兒戲，江上架橋，亙古未聞，怎么可能會成功呢！”宋軍突破長江天險，在江南如入無人之境，不久就兵臨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宮中與和尚、道士們談經論道，賞畫作詞，一點也不知道外面的情況。有一天，他登上城墻去巡視，才發現城外遍布北宋的旗幟，京師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腳，他連忙讓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節委屈地解釋：南唐對太宗一向夠奴顏婢膝的了，只是因為有病才拒詔，不能到開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鋒相向。趙匡胤則充滿霸氣地說了那句流傳千古的名言：“臥榻之側，豈言他人酣睡！”開寶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來堆好了柴草，準備自焚殉國，到最后一刻卻放棄了，隨著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國破。
南唐滅亡后，李煜被帶到了開封，封違命侯。太宗即位，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歲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詞，命人將他毒死。死后被追封吳王，葬洛陽邙山。
追思這樣一個帝王，后世人們的心情是很復雜的。作為一個文學家，他的詞獨步古今、天下無雙，后期的經歷尤使他進入到了一個無人能及的獨特境界，寫出了“桃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離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樣的千古名句。但作為一個帝王，他的表現卻極其幼稚、低能。北方從北周柴榮起就屢有吞并南唐之心，趙匡胤960年即位后更是勵精圖治、虎視鷹揚，而后主卻一心只想虛與委蛇，稱臣、傾國力上貢、收買北宋大臣，幻想與虎謀皮，茍且偷生；內政不修，佞佛成性，宴樂無度，親小人者謹、遠賢臣；外交上一無是處，更不知“唇亡齒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后蜀、南漢時，坐視不管；軍事上戰事未開，先自毀長城，殺了為北宋忌憚的名將，在北宋大軍猛攻長江防線時卻又無所作為，任其浮橋搭就，天塹變通途；金陵城被圍困，猶在宮中與道士和尚大談佛道，直到淪為俘虜才如夢初醒。如此帝王，稱其為昏君，也毫不為過。
南唐亡于李煜之手，卻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積而成的悲爛讓劇，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運的，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道：“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大開，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沒有亡國之痛，就不會有那些流傳千古的佳作，這就是所謂 “國家不幸詞人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但后人并沒有吸取李后主的教訓，南唐國滅149年后，同一幕慘劇再次上演，這一次，主角卻換成了滅國無算的趙匡胤的后代，另一位“藝術家皇帝”宋徽宗凄然登場了……
李與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一樣，都在社會底層生活過，知道江淮經歷多次戰亂，百姓早已困頓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與民休息，不謀求軍事擴張，要求子孫不得更改。這種想法雖好，但在兵荒馬亂的五代十國時代，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發展。有一次，因為江淮連年豐收，大臣們都要求趁北方混亂之機北伐，恢復唐朝原來的疆土。李說：“我自小在軍旅中長大，滿眼看到的都是戰亂給百姓帶來的嚴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還要奢求什么？”還有一年，吳越國發生了特大的火災，宮室和府庫都被燒得面目全非，作戰用的兵器鎧甲幾乎被燒沒了，吳越國王錢元受到驚嚇發狂病。這時，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載難逢的良機發兵，一舉滅掉吳越。李不但沒有答應，說，我不做幸災樂禍的事，反而派人到吳越去慰問，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濟物資。一次，他在和大臣討論政事時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當時朝中大臣宋齊丘和馮延巳都說應當出兵吞并楚、吳越和閩國，李卻說：“吳越的錢氏父子總是討好中原政權，發兵攻打，不僅師出無名，弄不好就會招來中原軍隊。閩國地勢險要而且土地貧瘠，發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結束戰爭。即使是占領了也未必能夠得到多少好處，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損失的大，而且閩人不好治理，好作亂。發兵攻打的最佳對象應該是楚國的馬氏政權，而且也能輕易奪取。為什么呢？因為他不施仁政，枉法亂國。總之，不要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惡名，昔日孟子還說過，燕人去攻打齊國的時候，還擔心會驚動四周的鄰國，我可不想得到這么一個結果。”原來他不去開疆拓土，除了厭惡用兵禍亂百姓這一原因外，還有想留下個好名聲、做個好人的心理，這樣做，顯然過于保守和迂腐。修內政和繕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后周世宗柴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實際上，在五代十國時期，僅滿足于做割據一方的諸侯是不行的，時代呼喚統一，不壯大自己的實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不去消滅吳越，為其后代留下了一個后患。更可怕的是，南唐傳到后主李煜手中時，這項基本國策還在實行著，面對北宋趙氏咄咄逼人的態勢，南唐的“保土安民”與引頸受戮別無二致。
前主李還是個虔誠的佛教徒，這使他的兒子和孫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風。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他聽說有位禪師文益很有佛名，于是把他請到金陵住進清涼寺作為國師，文益死后李封他為“大法眼禪師”。到后主李煜時，已經到了瘋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濟眾僧，如果有道士愿意做僧人的話，就贈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無罪釋放了。李煜還在境內大修佛寺，并大量賜土地給寺院。金陵禪院里面，供養著包括日本、朝鮮等國來的上萬名僧人，吃穿用度都來自國庫。北宋大軍兵臨城下時，他一方面令軍士念救苦菩薩，另一方面親自上陣，給佛祖寫了一封信，許諾兵退之后要造佛建塔、齋僧萬員。《十國春秋》至此嘆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可謂至語。
李種下的另一個惡果就是在繼承人的問題上舉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層人心渙散、離心離德。李在世的時候，中主李是長子，按說應該由他來繼承皇位，但李卻并不喜歡他，他鐘愛自己的第二個兒子李景遷。不幸的是，李景遷后來死了，李又打算傳位給第四個兒子李景達。這不僅制造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使他們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幫結派；也缺乏對儲君進行必要的培養和指導。升元七年（943年），李服丹藥中毒突然死去，最不愿意做皇帝、確實也沒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竟然登上了帝位。
